臣子的君主观
张居正对神宗的效忠,期待神宗成为一代为民造福的“圣君”。他身后之败,不仅是新政之败,更是他君主观的破灭。张居正以法儒并用治世,在君主观上则深受道家影响。他的《人主保身以保民论》,以道家学说深化儒家的民贵君轻论,融合儒道两家节制君主的思想而以君臣共治、君民互利贯穿其中。他为小皇帝编写的启蒙读物《帝鉴图说》,教导皇帝“天下可以一人主之,不可以一人治之”,放手使用大臣;尊儒,读经,行仁政;励行君德,感化罪人;带头执法方能以法驭下;帝王奢俭,关乎天下兴亡;等等。在乾纲独断的皇权专制主义时代,打天下坐天下的“一人治天下”论,有不可侵犯性,“不可以一人治之”的君臣共治论,势必触动一人定乾坤的皇权专制;君主自律还是他律,实质上是人治与法治。张居正试图从自律、人治以外的途径,即从道德制约皇权转为以法律制约皇权的途径寻找限制君主的方案,只是一厢情愿、根本行不通的美妙幻想。当年神宗是个不理事的小孩,对于身兼首辅和严师的张居正自然又敬又怕,言听计从。张居正实际上是代行皇帝权力的王朝最高决策人。神宗一旦亲政,便如脱缰野马,从一个乖巧的小孩,变成为所欲为的昏暴贪秽的帝王。赵翼在《廿二史杂记》中说:“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实在是说对了。即使是最优越的教育,最严格的自律约束,也无法改变皇权制度造就的帝王本性。张居正有清醒的君主观念,却醉心于君主教育,呕心沥血造就的“圣主”,竟是一代亡国暴君。张居正连自身都保不了,又何能保民、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