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年间徐珂编辑的《清稗类钞·异禀类》中，就有记载说：“和珅记性绝佳，每日谕旨，一见辄能默记，乃至中外章奏连篇累牍，仓猝批阅，皆能提纲挈领，批却导款，以故与闻密勿吻，奏对咸能称旨。此所谓才足济奸，聪明误用者矣。”
《清稗类钞》是清末民初徐珂编撰的类书。从清人、近人的文集、笔记、札记、野史、报章、说部中，广搜博采，仿《宋稗类钞》体例编辑。记载之事，上起顺治、康熙，下迄光绪、宣统，间有上溯天命、天聪、崇德者。全书分九十二类，一万三千五百余条。书中涉及内容极其广泛，举凡军国大事、典章制度、社会经济、学术文化、名臣硕儒、疾病灾害、盗贼流氓、民情风俗、古迹名胜，几乎无所不有。编者态度比较严肃，许多资料可补正史之不足。
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补遗》卷十中也说：“和珅聪明绝顶，口才便利……虽是小人，却有本领。”
这些资料，因为不是当事人的亲闻亲见，只是集录前人著作中的事例，只能以野史对待，仅供参考而已。而乾隆年间来华的英国使团使臣马戛尔尼，就曾写过一部《乾隆英使觐见记》，书中记载他所看到的和珅，“相貌白皙而英俊，举止潇洒，谈笑风生，樽俎之间，交接从容自若，事无巨细，一言而办，真具有大国宰相风度”。这样的赞语，应该比较可靠，也不会是故意拍马屁、捧臭脚。
在和珅崭露头角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全都众口一词地称赞这个相貌英俊、举止潇洒的有为青年，这和他被嘉庆下旨查办以后的没有一个人说他好，“墙倒众人推”，恰恰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就是和珅的高峰期和低谷期。
乾隆皇帝需要一个年轻有为的人才，和珅是合格的；乾隆皇帝需要这个人才同时还是奴才，和珅也是合格的。这就是：在双方主客观条件完全吻合的前提促成下，和珅才理所当然地成了乾隆皇帝物色“人才加奴才”的理想人选。
我们经常说：坏人的本领越大，其危害性也越大。和珅就是这样一个人。问题在于：早先，他并不是以“坏人”的形象出现的。他的青少年时代，既不是到处惹事生非的流氓恶少，也不是提笼架鸟不求上进的纨绔子弟，而是一个积极向上、聪敏好学的莘莘学子，简直是人见人爱、人见人夸的少年典范。不然，身为高官、阅人已多的英廉，也不至于会在茫茫人海中单单看中这个家道中落的无助少年。开始的时候，英廉和乾隆都不知道、不认为他是坏人，而认为是难得的人才。不然，英廉绝不会主动把唯一的掌上明珠嫁给他，还没有老迈昏聩的乾隆皇帝也还不至于糊涂到想要找一个贪官来看看他究竟能够贪黩到什么程度！
英廉和乾隆其实一开始都看到了和珅“听话”和“善解人意”的一面。但是可惜，两个人都不认为这是缺点，而认为是优点。他们把这种奴性看成是“聪明”和“天才”的突出表现，却没有想到把聪明和天才用于犯罪，其“成功率”可是要比傻瓜和白痴强一万倍的。说到底，英廉和乾隆都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都没有一开始就考虑到这个人的本质。而是一开始，就被他的表面现象—聪明、才干所掩盖。到了后来，那可就是先入为主，“一美遮百丑”，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了。—今天的许多贪官，一开始不也都是“表现良好”的干部么？
和珅除了聪明才干这些“内秀”之外，他的外表风流倜傥、仪表非俗，也为他能够轻易取悦于人占了不少便宜。不说招女婿、找丈夫要挑那些魁伟英俊的美男子了，就是男人与男人之间交朋友，甚或招一个伙计、聘一个长随，不也是谁都愿意找一个长得顺溜一点儿的，看上去顺眼一点儿的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