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有何隐情康熙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汉奸国贼吴三桂走到了他人生的尽头。此时，三藩之乱已经注定了其失败的结局，这个在历史上以投机见长的精明人，已经把所有筹码输了个精光，正处于无计可施、走投无路的窘境。对于个人的即将身死，吴三桂可能并不是很恐惧，他恐惧的乃是对家族未来的深深忧虑，他太了解这些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半野蛮人的狠辣了。有道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然而于弥留之际，吴三桂留给家族的遗言竟是“何苦！何苦！”。吴三桂说“何苦”，似乎在说何苦要造反，但他一系列投机反复、顾私利而弃大义的行径，又是“何苦”呢？
何苦之一：
1644年，吴三桂是一个能够决定历史走势的人物。就明朝方面而言，三桂所部是当时关外唯一可以依赖的军事力量;就清朝方面而言，扼守辽东最后屏障的吴三桂，绝对是其进取中原的关键;就李自成方面而言，争取了吴三桂就等于争取到了自身政权的大门。吴三桂对自己天下瞩目的现实可谓洞若观火，但他既不贸然降清，也不为报效明朝，更不想替李自成效力，而是千方百计地保存实力，以图自保。三个鸡蛋上跳舞，天底下哪有这么舞技高超的演员？到头来，还是难逃鹰犬的命运。
1644年初，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面临覆亡命运的明朝便把赌注押在了吴三桂身上，飞檄急调其入卫京师，但吴三桂逡巡顾望，犹豫前行，此时他考虑的是保存自身实力、待价而沽。李自成攻取北京后，吴三桂决定投降李自成，但得知家产被夺、爱妾被掠后，立即反戈一击，他考虑的还是一己私利。与李自成的决裂后，吴三桂料定一场恶战已迫在眉睫，为图本身生存之计，吴三桂不惜引狼入室，向清朝致信求援，并许以“子女玉帛”和部分土地作为酬谢，但却没有料到多尔衮哪里稀罕这些，人家要的是天下、是政权。结果吴三桂成了天字第一号的大汉奸，成了清军入关、屠戮华夏的开路先锋，成了国家民族的千古罪人。何苦呀！
何苦之二：
吴三桂降清后，率部从西北打到西南边陲，为清朝统一建立了特殊的功勋，遂开藩设府，镇守云南，割据一方，做起了土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藩王地位，吴三桂特向他的老上司洪承畴询问自固之策，洪承畴老谋深算地说：“不可使滇一日无事也。”吴三桂恍然大悟，乃以边疆不靖、土司作乱为借口，要挟清廷给予他节制督抚、专制一方的全权。自此，吴三桂在云贵一手遮天，独揽军事、用人、财税大权，并与西藏、蒙古互市茶马，不断扩大势力。
殊不知大一统的天下，岂能容忍割据势力的存在？吴三桂势力的恶性膨胀，必然引起了清廷的极大不安。度过困难期的清廷一旦缓过劲来，鉴于历史上的藩镇之祸，不可能不对吴三桂等三藩痛下杀手。而吴三桂竟不知收敛，尚作着“世镇云南”的美梦，部下亦“杀人越货，毫无畏忌”，搞这些岂不是招来更大猜忌？何苦呢！如果说做汉奸尚有些不得已的原因，但在天下已经统一却还要以一己之私而拥兵反叛、最后落得个身死家亡，那又是何苦呀！
何苦之三：
三桂反叛，若能真的将清廷赶出北京，尚能为自己挽回一点恶名。但吴三桂本质上不过是个守财的老地主，其气度、见识难成大事。没有金刚转还要揽瓷器活，何苦呢！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铤而走险，叛于云南。反叛之初，吴军势如破竹，至康熙十三年三月，吴三桂已拥有云、贵、湘、蜀等数省，兵锋直抵长江。
此时，谋士刘玄初建议吴三桂乘势“疾行渡江，全师北向”，三桂若行此举，反清复明，号召遗民，或能成就大事。但吴三桂却犹豫不决，竟幻想与清廷划江求和。须知造反这事自古华山一条道，有去而无还，吴三桂这种缺少战略眼光、未进而先思退的愚蠢做法，令其丧失了绝佳的机会。
此后，吴三桂虽已失去了北渡长江、与清廷逐鹿中原的战机，但他若按照谋士们的建议，“下金陵，扼长江，绝南北通道”，亦有可能如南北朝故事。若“出巴蜀，据汉中，塞崤函自固”，建立巩固的后方，也有可能与清廷做长久对峙。但吴三桂却分兵湖南、江西、湖北，逐地争夺一些战略价值不高的城池，进一步贻误了战机，给了康熙帝以从容布置反击的时间。这些都说明吴三桂战略短视，绝非成大事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