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中遇到贵人
1949年年底，大哥宪立陪日本籍的大嫂回转日本定居。临行前准备撂下一笔钱，但事情突然变故，无端被小人坑骗去一笔数目不菲的钱款，无奈之下告诉金默玉，说不日便从日本寄钱过来。
同时，大哥大嫂留下一儿三女托她照料，二哥也把两个小孩放在她这儿，再加上老保姆娘儿俩，统共九口人的饭食归她操心。而此时此刻的金默玉只有100万块钱，折合成后来的人民币就是100块。但是在送大哥、二哥走时，金默玉一脸从容，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定像大哥待我那样待侄子侄女。
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人都知道，“文革”初期的沙发、席梦思、钢琴和西装等沾洋味的东西最不值钱。上世纪50年代初，上述这些东西也不值钱，洋溢胡同西口的东单广场上，这些物件一堆堆往外卖，可在食品短缺的年代，填肚皮谋生存是第一需要，那些都是身外之物，顶不了吃解不了饥，连问价的都鲜见。
串巷打鼓的倒是收，一件貂皮大衣给的钱买不了100斤大米，一张八仙桌也就换两袋面。可不卖咋办？九张嘴得天天吃饭呀！就这样，卖了东西买粮食，不管怎么说，没让侄子侄女挨过饿。
一年后，大哥宪立寄来一笔钱，金默玉攥着寄来的钱琢磨，是干啃这笔钱坐吃山空呢，还是用这笔钱当本钱干点事？思前想后，终于下定决心，用现成的房子开间西餐厅，赚钱养活侄子侄女。把这主意跟保姆一说，保姆说：“成，做西餐我不会，零七八碎的杂活我包了。”
第二天，金默玉就忙着起照、找人，那时申请执照和找人都不难，没几天工夫“益康食堂”就开张了。刚开张那几天，客人不少，利润还成，可几天之后，一天不如一天，有时竟下板不开门。金默玉把吉士林西餐厅的经理请过来，求人家指点迷津。来人道出三大理由：其一，吃西餐的人原本就不多;其二，地点太偏僻;其三，宅院式场所与西餐环境不合。来人还劝她早早关张，说早关张早好，晚关张多赔。
正在这进退维谷之际，“贵人”上门。“贵人”是年过六旬的四川籍老汉，这位老汉早先为官，后定居香港，如今随老伴进京安家，家宅就在附近。“我看你这不是一天两天了，开门不上座哪儿成？我建议你改卖担担面，准成。”老汉自报家门后，向金默玉建议。“担担面”？还“四川风味”？从没到过四川压根儿不知“担担面”为何物的金默玉如坠云雾中。老汉见状，一拍胸脯：“卖四川担担面，包你有赚，你若不信，我也投钱。”
不知道是老汉的诚恳，还是老汉的四川味普通话起了作用，金默玉不仅采纳了老汉的建议，还接受了老汉的投资。不过，悬着的心并没落下来，对能不能赚到钱，心里依然没底。
有人传言，说这四川老人后来追求金默玉，弄得不欢而散，那是以讹传讹。纠缠金默玉的另有其人，是餐馆内的一位雇员，根本不是这位四川老人。这位四川老汉的出谋和投资是出于热心，或者说是有经营头脑。
几个月过后，金默玉笑了，顾客盈门，每天都得“抄桌”，不是一般的红火，跟先前的西餐买卖截然不同。
金默玉留心观察，来这儿吃饭的多是两拨人：一拨是四川老家如今在京工作的人;另一拨是抗战期间避难四川，吃了八年川味吃上了瘾的人，而这两拨人在附近的北京日报社和青年艺术剧院都不鲜见。
金默玉还观察到，由这些常客引来一拨又一拨的回头客，而这些上门客都对川味情有独钟。由此金默玉琢磨，要想留住回头客，首先得菜肴地道，再就是环境整洁和待客热情。留心加下力，金默玉的“益康食堂”越办越好，后来这“益康食堂”让齐白石大师改成“益康餐馆”了，生意也更上一层楼。
白石老人是被关门弟子许麟庐先生拽过来的，许先生是实业家兼画家，同时又是和平画店的经营人。荣宝斋、南纸店代画家卖画但要抽头，即按比例提钱，而和平画店分文不取，无偿服务，所以在老一辈画家中，赞叹许先生为“大侠”者为数不少。许先生开的和平画店，离金默玉开在洋溢胡同的益康食堂不远，湖南籍的白石老人对川味乐于享用，所以但凡白石老人光临和平画店，准被拽到益康食堂。
有一回用餐之后，许先生提议为益康食堂改名，说从装饰到菜肴分明是餐馆，干吗叫食堂？白石老人听着有理，就挥毫写下了“益康餐馆”，随后签名用印。自此益康食堂变成了益康餐馆，而随着白石老人所赐名号挂出，益康餐馆的名气又长了几分。郭沫若、谢添，乃至北京市的领导刘仁都闻名而至，成为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