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本想在这一天再提供些更具震撼力的证言。26日的庭审中，溥仪说，下次出庭，他要谈一谈和日本天皇的交往。没想到，这个提议反倒让他的证人生涯宣告结束。
日本投降前，美国就允诺会保留在日本拥有无限崇高地位的天皇，不追究其战争责任。溥仪针对日本天皇的证言自然不会被批准。而且，二战后苏联日益强大，冷战的铁幕已经逐渐拉开，日本成了美国遏制苏联的一个重要砝码。这时更不会允许意图揭发天皇罪行的证人证言出现。
回到苏联的收容所后，身边人发现，原本写得一手乾隆御笔字的溥仪，笔下的字变得歪歪扭扭。心有余悸的溥仪，用作伪的方式防备着东京法庭对“黄绢信”可能的质疑。
东京法庭没有再和溥仪联系，1948年12月23日，七名甲级战犯在池袋的巢鸭监狱被处死，无论是强迫溥仪出任“执政”的板垣征四郎，将他诱骗出天津的土肥原贤二，还是授意他去日本“请神”的梅津美治郎，都因为曾经的阴谋与侵略行为被送上了绞刑架。
晚年，回想起那次作证，溥仪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仍然感到很大的遗憾。由于那时我害怕将来会受到祖国的惩罚，心中顾虑重重，虽然我确实说出了日本侵略者一部分的罪恶事实，但是为了掩盖自己，我又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
美国记者布拉克罗在《另一个纽伦堡，东京战犯审判内幕》一书中，描述了这样一个“皇帝形象”：“他在以出色的表现证明他是一个精明、狡猾和大有作为的侦察大师……如果溥仪是个自由人的话，他的表演一定是令人难忘的。鉴于他所处的特殊环境，他能做到这一步已非一般人可比。”
溥仪在苏联又被关押了四年，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双方很快达成了引渡日伪战犯的协议，1950年8月3日，溥仪惴惴不安地登上了前往中国的列车，但是中国政府没有将他推上行刑场，他和伪满洲国的数十位中日“官员”一起被送入了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
1959年12月4日，溥仪作为首批被特赦的战犯，获得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