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团离开后不久，作为“帝室御用挂”（日本官名，意为宫廷秘书）的吉冈安直便被调到了溥仪身边，名为随侍，实为监视，溥仪后来回忆，“我出巡、接见宾客、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以及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概听他的吩咐。”
在这样严密的监视下，溥仪无论做什么，都离不开盯梢，他只能做好一个规行矩步的傀儡。
庭上的话题转到了伪满洲国成立后的权力架构上，溥仪表示，虽然板垣说“满洲国”是独立的，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发布敕令，但是“我没有自由”。
根据1932年颁布的《满洲国组织法》，“执政”拥有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第五条明确规定“执政得立法院协赞，以行使立法权”，溥仪说，那个所谓的立法院会议，一次没有开过。
根据身边人的回忆，溥仪刚刚当上“执政”时，在很多方面都展示了自己想要做个明君的热情。“执政府”中的办公楼被他引用祖训“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定名为“勤民楼”，勉励自己兢兢业业、勤于政务。溥仪每天都是很早便来到办公室，等待文武“大臣”前来“商量国是”。
但他渐渐发现，虽然来来往往的“大臣”数目不少，但是没一个人是和他商量“国家大事”的，他们不是过来请安，便是放下一些礼物，掉头就走。每当溥仪向“大臣”们询问公事时，总是得到这样的回答，“次长正在办！”
溥仪对伪满洲国实际的统治模式做了这样的说明，“大臣都是中国人，而次长绝大多数都是日本人。由日本人担任的‘总务长官’权力最大，远在中国人担任的‘国务总理’之上，一切的‘敕令’和‘国务院令’都在以‘总务长官’为主席、‘各部次长’参加的秘密会议里决定，会议后，各部次长便分别开始起草有关的工作计划，一经关东军认可，便不改一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