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李成梁传》说其“始锐意封拜，师出必捷，威振绝域。已而位望益隆，子弟尽列崇阶，仆隶无不荣显。贵极而骄，奢侈无度。”想当初，李成梁大才难展，白白憋了四十年，一登战场，自然“锐意封拜”，意气风发，舍生忘死，而在“位望日隆”后，就耽于享受，“贵极而骄”了。当然，谁也不可能永远年轻，毕竟，到了万历十九年（1591年），李成梁也已经六七十岁的人了，你还指望他每天满怀豪情地拎着刀子去砍砍杀杀也不现实。
另外，“军赀、马价、盐课、市赏，岁干没不赀，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以是灌输权门，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赇，为之左右”，如果以万历十年（1582年）为分界的话，可以说，万历十年（1582年）以后的李成梁已经成为了一名活脱脱的地方军阀了。
对于明末军队的作战能力，吕思勉先生在《吕著中国通史》说：“军事的败坏，其机实隐伏于成梁之时，这又是其一例。军队的腐败，其表现于外的，在精神方面，为士气的衰颓；在物质方面，则为积弊的深痼；虽有良将，亦无从整顿，非解散之而另造不可。”
在吕老先生看来，对于明末辽东边防的松弛，李成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然，仅仅因为这个就认定李成梁是“亡明”始作俑者，证据是不够充分的。事实上，在李成梁的身上，还发生了许多不为人知、或者说是罕为大多数人所知的事。
其中之一，就是他和清太祖努尔哈赤之间那些说不清、道不明，却又千丝万缕的关系。
早在万历二年（1574年），因为建州女真虏酋王杲诱杀明朝裨将裴成祖，李成梁提兵问罪，直捣古勒寨，斩首千余级，将罪魁祸首王杲“槛车致阙下，磔于市”。
这也是一件历史大事。
说实话，李成梁能顺利活捉王杲，跟大明安置在女真里面的线人王台、觉昌安、塔克世等人是有很大关系的。而觉昌安、塔克世就是努尔哈赤的祖父、父亲。
剿灭了王杲，努尔哈赤和弟弟舒尔哈齐被掳到了李成梁军中。李成梁不但不杀他们，还好生优待了他们一番。这里所说的优待，可不是一般的优待，黄道周在《博物典汇·建夷考》中说：李成梁“抚努尔哈赤与速尔哈赤如子。奴酋稍长，读书识字，好看三国、水浒二传，自谓有谋略，十六岁始出之建地”。可以说，李成梁差不多是拿努尔哈赤哥俩他们当干儿子看待了，老熟人的儿子嘛，毕竟。
差不多同一时代的明朝人王在晋也在《三朝辽事实录》中说：努尔哈赤祖、父“因兵火死于阿台城下，（其）方十五六岁，请死，成梁哀之，且虏各家救书无所属，悉以属奴”。
明末人茅瑞征所著《东夷考略》也记：“哈赤，伶姓，建州枝部也。祖叫场，父塔失，并从李成梁征阿台，死于阵。成梁雏畜哈赤，哈赤事成梁甚恭”。
虽然黄道周、王在晋等人所记是从道听途说中来，书中所记就存在有很多错误和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李成梁和努尔哈赤的关系未必便是空穴来风。
李成梁以后出征剿捕女真人，经常带着这哥俩。每当这时，努尔哈赤总是表现得很活跃，很勇敢，仿佛天生打仗的料，争着打头阵，屡建奇功，让李成梁刮目相看。而在李成梁的指导下，努尔哈赤也学会了诸如布口袋、下套子、迂回包抄等等本事，仗打得有声有色。而且，他和李成梁的几个儿子也混得很熟，感情很好。
如果日子就这样过下去，天下应该不会这样多事，可是李成梁并不想让努尔哈赤一直在自己手下混。因为李成梁觉得努尔哈赤的各方面条件，都很符合自己在辽东推行自己战略路线的需要。
李成梁的战略路线归纳起来有八个字，也就是：以夷制夷，恩威并施。虽然有王台和觉昌安、塔克世父子这类人在充当线人角色，但远远达不到“以夷制夷”的目的。而在李成梁看来，努尔哈赤有勇有谋，打起仗来敢玩命，对自己又对明朝显得忠心耿耿，是个值得培养的对象，于是，将他们哥俩放回了建州。
当然，《清史稿》没有这样写，而是说：“太祖及弟舒尔哈齐没于兵间，成梁妻奇其貌，阴纵之归。”显然，这种说法并不靠谱。
李成梁放努尔哈赤回女真，相当于是放虎归山，“明亡清兴”的肇端便发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