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都乱世
死难者的故事和轰炸现场的白描就像一滴滴水珠折射出当时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在大轰炸时期的命运。
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大致从1938年开始。“1939年之前，日军采取小编队的重点进攻，主要针对机场、国民政府所在地、军政机关，后来扩展到文化区和闹市区。”潘洵告诉本刊，“因为重庆当时的建筑主要是竹木结构，虽然每次来的飞机只有二三十架，但日军轰炸的同时投下燃烧弹，很多人都是在大火中遇难。”
在漫长的轰炸期里，1939到1941年的持续无差别轰炸最为严重。“日军从1940年开始对重庆进行地毯式轰炸，每次来的飞机多达100多架甚至200多架，沿着上下半城一路轰炸过去。”到了1941年，日军又改变了策略。“每次来的飞机很少，甚至只有几架，轰炸后从城市离开。但在警报还没结束时，第二批飞机又来了。第二批离开还没解除警报时，第三批又来了。甚至出现过96个小时没有解除警报。”
“重庆当局的积极防空力量很弱，尤其是1940年日军的零式战机投入战斗以后，中国空军遭受重创。”仅璧山空战中，日军便击落中国空军战机27架，而日军无一损伤。在丧失制空权的状态下，国民政府尤其注重消极防空。“首先是疏散，把重庆周边80公里到100公里地区划为疏散区，包括沙坪坝、北碚、江津等地区。成立疏散委员会，编写疏散条例，分几个批次，疏散到哪里，如何安置，都有详细的计划。”潘洵说，重庆人口在抗战前不到40万，在战时猛增到六七十万，“而‘5·3’、‘5·4’大轰炸后短短几天内就疏散了25万人”。
重庆城要运转，仍然需要一些人留在城里，“比如水电的供给人员、市区的日常经营人员，和政府办事处人员。这些留在城区的人就只能往地底下钻了”。一时之间，整个重庆到处都在挖防空洞。当时的报纸评论曾这样调侃：家家在修防空壕，石工成了救命人，可惜现在很“缺货”。根据重庆防空司令部发布的信息：“重庆公共防空洞及隧道与私人防空洞，约计容二十四万余人，现正积极扩充建筑，预计至一九四一年春季止，可增加容量十一万余人，共计容卅五万人。”
“政府还印了很多极具操作性的小册子，宣传防空要点。比如，地下室或防空壕内应备斧锯以及电棒等物，以使出口被毁后，可以挖掘通路，并须用泥土或沙包围护窗户。”甚至对储水和沙包的数量也有详细规定：“每家最少储水5担以上，轻便灭火器、水桶、橡皮管和沙包（每小家5个、大家15个以上等）。燃烧弹落下时，应自迅速用沙扑灭。”
此后的数年中，“跑警报”成为重庆市民日常生活中的必备生存技能。在《蒋碧薇回忆录》中，曾这样形容躲警报的情形：敌机每两小时一批轮番袭击，警报整天整夜不能解除。我们躲在防空洞里，经常是日以继夜地不饮不食，挨到天黑，实在撑不住了，冒险回家吃点冷东西，休息一下。万一飞机再来，我们就只好再躲小防空壕。每次躲警报回来总要大扫除，房子受到震动，天花板和墙壁的石灰泥块纷纷坠落，地面一片狼藉，家具蒙上厚灰。
《国民公报》1938年2月23日第3版的一篇时评更是详细描述了重庆人“跑警报”时“朝出暮归”的生活方式。“清晨起，汽车、轿子、洋车，非常拥挤地向城外流出。薄暮时分，又拥回来。大溪沟一带居民，为了防止空袭来时跑不动，许多人特别在早晨就雇好轿子在家里等着，只等警笛一鸣，就可抬起跑。”
重庆市内的景象，都随空袭改变了形态，没有了以前的繁华景象，留下许多残垣断壁。“城市的公共设施被炸毁了，如果需要，就建简易的夹壁墙。而机关、银行、公司和商店，也改订了营业时间，从上午7点到10点，下午4点到晚10点。”徐光煦说，“往日热闹的娱乐场，由于长期顾客十之八九已经疏散到郊区，戏院和影院莫不门前冷落，车马星稀。”
尽管生存艰难，但日军的轰炸却没有打垮人们的斗志。“今天这里被炸了，只要没有被烧毁，比如百货商店、餐厅甚至火锅店，第二天就会挂出一个‘正常营业’的牌子。”徐光煦说，轰炸过后由于电力系统受损，城里往往漆黑一片，很多百姓就把自家的煤油灯放在家门口，方便过往行人和救援队通行，“这在当时被称为‘太平灯”。
南岸慈云寺的主持和僧侣自发组织了救援队，出生入死，奋勇抢救，是当时非常著名的宗教救援会。“还有很多到城里做工的人，包括挑夫、茶帮和运帮，也自发地参与到各种援救当中。当时有一支英雄消防队救援很得力，国民政府给每人奖励了30元，他们后来却又返还了一半的钱给政府。”
“重庆是个雾都，一般来说每当秋天过后雾季到来时日军没法来轰炸。重庆文化界就办了一个雾季艺术节，演话剧、放电影、唱歌跳舞来宣传全民抗战，并募集资金捐到前线去。”《蒋碧薇回忆录》中这样说道：在那种生死俄顷的当儿，居然有人幽默地提出了“见机而作，入土为安”的口号，传诵遐迩，人人听了都发出会心的微笑，这就是当时的实况写照。
随着抗战形势的明朗和日军的节节败退，日军对重庆及周边地区的轰炸持续到1944年底终告结束。“重庆大轰炸期间，日本飞机轰炸重庆200余次，出动飞机上万架次，炸死2.3659万人、炸伤3.1072万人，伤亡人数总计5.4731万人，财产损失无计其数。”在潘洵看来，这段历史需要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