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自己运用制造矛盾，挑拨离间，利用并指大派别间的冲突，收买拉拢等等手法，把地位资望比他高的，以及势均力敌、地丑德齐的人物，一一搞垮，他当然预感到他的部下，也可能用这一套办法（特别是利用李济深搞垮许崇智，利用陈济棠搞垮李济深，再利用余汉谋倒陈济棠，这一套法），“以子之道，还治子之身”，因此他对他的部下是完全不信任，不放心的。他的对付办法也是集中了中外古今的大成，分析起来，大致有三套：第一套是大英帝国统治殖民地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操纵国际政治的办法，叫做“造成对立，分而治之”，把部下培养成各种势力范围，互相对立，互相牵制，互相监督，谁也不能成为“天下第二”的大好老。第二套是中国历代权臣奸相和德意法西斯的办法，尽量重用庸碌无用之人，嫉贤忌能，提倡盲目服从，曹操所说的“与我善者为善人，与我恶者为恶人”，这就是蒋介石的干部政策之一。第三套则是中国古来末代帝王以宦者监军等任用宦官的办法，以特务监视部下，熟悉他们的一言一动，使他们不敢萌丝毫异志。
（一）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楷等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结果被蒋介石打败了，这一战役，卫立煌的功绩最大。卫立煌到了福州，有一天晚上和几个朋友打了一夜牌，第二天接到蒋介石从南昌发来的电报，先讲了一些正事，末段加上一句“昨晚胜负如何”。
卫立煌接到这个电报后知道有特务在他旁边，每天报告他的行动，于是诚惶诚恐地发了一个电报去向蒋请罪。蒋覆电慰勉，说是为了关心他，所以顺便附上一句，绝无责备的意思，并且说：“彼此情同手足，故不拘形式。”卫立煌是他的一员大将，在内战中建立了不少“汗马功劳”，然而蒋介石却派了特务经常报告其行动，对其他人员当然更不消说了。
（二）抗战时期，重庆的“要人”们有一个俱乐部，每晚有许多特任官简任官，上将中将，带了女人去玩，打牌跳舞，吃喝闲谈，何应钦几乎每晚都去。有一晚，来了一个女客，好些人不认识她，于是大家猜测，一定是特务。一想到是特务，那些大官们就个个无神打采，连话也不敢说，自然更没有兴致玩下去了，何应钦第一个溜走，别的人也很快散去。因此，重庆官场就盛传着“何应钦也怕特务”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