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历十五年》的开头，黄仁宇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587年3月2日，因为有谣言称皇帝将举行午朝典礼，明王朝的大小京官齐集皇城之内，一时混乱非常。24岁的万历帝大为震怒，他下旨将全体京官罚俸两月，以为惩戒。黄仁宇如此解释年轻皇帝的怒气：在一个技术上极为粗率、人口基数又异常庞大的帝国，“礼仪”可以替代精细的预算体制和复杂的商业管理办法，通过等级尊卑和建立认同来维持政权稳定。现在一众官员自相惊扰、狼奔豕突，实在不成体统，可能给庶民带来不佳的示范;故其虽未造成实际损失，惩罚却倍于往常。
三百年后，另一个年方19岁的青年接手了曾令万历帝头痛不已的江山。他的才智和机敏据说不如那位前朝君主，但果决绝不在早年万历之下。登基不到9个月，以“咸丰”为年号的新君主就罢黜了庸碌贪渎的军机大臣穆彰阿，并把力主“款夷”、被斥为汉奸的耆英革职，大有中兴气象。尽管太平天国、捻军等蜂起，但皇帝既已显出慎勤的明主姿态，安内想来只是时间问题。至于这番励精图治的目标，和万历时代倒也没有太大分别，无非是复兴以“礼”为中心的等级秩序、安定社稷。
然则1850年代的满清政权，需要面对的不仅是一群遵循与他们大致相同的政治理念的流寇。在洪秀全的天兵天将席卷长江中下游的同时，一支来自欧洲的舰队也于广州再度启衅，欲使1839-1842年战争后成为事实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进一步明确化。不幸的是，咸丰帝似乎并不了解、也不屑于知晓“洋夷”和“发匪”的本质差别，他那套以“礼”为中心的战略缔造信条具有解释一切的效力，自然也被用作“抚夷”的指导方针。于是，在古老帝国的大门已经被坚船利炮攻破后约15年，西方国家眼中重于泰山的利权依然被当成仁慈的象征随意施给，在外人看来只是琐碎细节的入城、遣使、驻京等事则因悖于礼制，成了朝廷眼里的洪水猛兽，万万不可让步。这便是1856-186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缘起，而咸丰帝在此次战争中的全部决断，极好地展示了不良的知识结构、思维惯性和传统观念在多大程度上制约了人们做出理性选择的可能性。不过咸丰帝本人并不在乎这一切，他在战争结束后一年驾崩，把改变的责任留给了后人。
广州：想进？不让进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直接诱因是1842年《南京条约》的“尾巴”—英国人在通商口岸的寄居问题。《南京条约》正本含混地承认了这项权利，但对细则交代不明：中方认为英商及其眷属可以在各口岸的港区居停、但不得入城，英方则坚持要到城邑之内活动。咸丰帝及其办理涉外事务的首席代表两广总督（兼任五口通商大臣）认定：夷人入城事关中外大防，使其与士民杂居，不独有损天朝体面，亦可能淆乱人心。在两广总督的驻节地广州，官府默许士绅煽动排外情绪，引发了1849年的反入城风潮。
英国政府对反入城的深层缘由似乎不甚明了，在他们看来，既然争执之起始于《南京条约》的善后不良，那么择机将关于入城的条款明确化即可。1854年，英国驻华公使包令利用美国和法国在1844年签署的条约将满12年、应行修订的机会，援引“一体均沾”条款，寻求签署关于入城问题的新条约。两广总督叶名琛当然知晓，入城的命门在于有悖礼制，断无商量的余地;但这位能干的官僚老于世故，认定自己可以靠中国官场的羁縻功夫来应付洋人。对登门要求修约的包令，他时而闭户称疾、时而佯称繁忙，避而不见;万不得已见了面，则温言宽慰、顾左右而言他，唯独对修约这件要事不置可否。包令无可奈何，只得与美法两国使节乘船前往天津，在海河口外呈上18条修约要求。但叶名琛早早呈了奏折给皇帝—洋人借口修约，意图不明;在剿灭“发匪”正值紧要关头之际，怎能让这点小事惊动了圣驾？莫若将其打发回广州，管保万无一失。于是，咸丰帝果断地驳回了洋人的提请，把他们打发回南边。一来二去，这种不接触、不承诺、不负责的伎俩居然争取到了两年的时间。
1856年10月，修约的最后期限已至，叶名琛依旧在消极抵抗。包令和驻广州领事巴夏礼按捺不住了，他们让东印度-中国舰队司令西马糜各厘海军少将派3艘炮艇驶入珠江，炮轰广州城，并遣2000名士兵登陆，占领了总督衙门。但这次行动事先没有征得伦敦的同意，调用的兵力不多，英军在攻破虎门和省城周边炮台后就止步不前。逃入旧城的叶名琛则依旧拒绝修约，他以一副义正辞严的腔调宣布中止中外贸易，作为对洋人的惩戒，并怂恿市民焚毁了十三行街的外国商馆。至于对咸丰帝，他自是谎报了各种“大捷”以邀功请赏。
1857年春夏之交，英国下院在对华用兵问题达成了一致，帕麦斯顿首相委任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伯爵詹姆斯？布鲁斯为全权代表，指挥对广州的示威性进攻。随额尔金前往华南的有大小舰船44艘、官兵近万人。额尔金在当年12月12日给叶名琛发去一份照会，限定后者在十日内答复关于入城、修约、赔偿被焚商馆损失在内的多项要求，哪知叶名琛的耳目远比他机灵—早在7月份，这位聪明的总督在香港收买的探子就报称：英人在上一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遭遇了惨败，新近又为印度兵变困扰，政府即将垮台。事实当然是与这份“情报”截然相反的，但在当时的叶名琛眼里，额尔金的通牒恰恰是一种佐证：英人准是黔驴技穷、无可奈何，才会虚张声势的！于是他既不谈判、也不备战，只是复信拒绝对方的要求。现在，叶名琛已经开始坐等对方悻悻撤军了。
12月28日拂晓，英法联军20余艘舰艇以猛烈的炮火轰击广州城，随后海陆军5600余人登陆。战事在两天内就结束了，“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叶名琛被押往加尔各答，此公以“海上苏武”自命，日诵吕祖经不辍，越明年而亡。巴夏礼在广州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来管理这个抵押品，一直维持到1860年。
结束对广州的进攻后，额尔金和法国代表葛罗草拟了致北京的照会，宣称愿意在上海谈判修约，要求中方派出全权代表。但咸丰帝还是那句“粤事应归粤办”，要他们去和叶名琛的继任者、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交涉，显得极不耐烦。英法使节乃会同美俄代表，于1858年4月乘舰北上，在天津投递了要求谈判修约的照会，限定六日答复。直隶总督谭廷襄清楚咸丰帝的脾性，自然未敢应允，于是英法舰队在5月20日发起了攻击。当天中午大沽炮台失陷，咸丰帝不得不派东阁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与众夷展开谈判。6月下旬，中方接受了四国代表的全部要求，与其签署了《天津条约》。四国除获准派公使驻京外，还得将通商口岸增加为十口，外人在中国内地游历传教皆得自由，关税每十年协定一次，中方同时须赔偿英国军费400万两、法国200万两。联军随后撤兵南返。
大沽：换约和与战
对咸丰帝而言，1858年的城下之盟是一次不小的挫折—洋人不仅得以入城，还能在中国内地自由行走。更可恶的是，这帮蛮夷居然还要驻节在京，以西方礼节觐见皇帝本人：这岂非置宗藩尊卑于不顾？年轻皇帝的脑子里满是“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的古老礼数，中国在名分和威望上都应是四海共主，是朝贡体系独一无二和至高无上的中心，岂可与洋人平起平坐？他的脑海里闪过“礼崩乐坏”四个字，开始后悔了。
为了挽回这项大谬，在1858年10月进行的关税细则谈判期间，咸丰帝突然做出一项惊人指示：如果英方愿意放弃公使驻京、内地游历、长江沿岸开放、赔款这四项于“天朝体面”损害最大的条款，中国可以免除所有进口洋货的关税。73岁的桂良被皇帝的主意吓了一跳，他深知西人绝不可能推翻四个月前刚刚签字画押的条约，对皇帝的“慷慨”也不会有任何感恩。他根本没有把这个馊点子拿上正席，只是隐晦地暗示英国代表：如果能把公使的常驻地由北京改为上海，皇帝在利权问题上将更好通融。英国人也便顺水推舟，同意将公使改驻上海，但有事时可随时进京。关税比率被确定为值百抽五，各细则在《天津条约》缔结一周年之际，经正式换文开始生效。
时间过得飞快，1859年6月很快就到了。额尔金的弟弟、英国新任驻华公使弗雷德里克？赖特-布鲁斯和法美两国代表乘着军舰抵达上海，通知桂良自己将前往北京换约。然而咸丰帝似乎打定主意不想见这三个蛮夷，他授意桂良传谕给布鲁斯，要后者在上海换约，当然遭到拒绝。6月20日，在英国东印度-中国舰队20艘军舰陪伴下的三位公使抵达白河口，要求中国守军拆除河口的档栅，让换约代表登岸。咸丰帝在相距不过一日路程的北京磨蹭了整整四天，才于24日“恩准”对方在限制人数的情况下由北塘后路进京。然而布鲁斯的耐性已经耗尽，25日上午，在直隶总督转呈的上谕送到他手里之前，他就命令海军少将何伯对大沽炮台发起了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