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张学良要联合苏联的目的是什么呢？
杨奎松：当然是要抗日，东北军拖家带口，离乡背井，跑到西北来能呆多久，整个东北人都想回东北啊。但靠蒋介石能打回东北吗？这一点张学良非常明白，蒋介石自己也讲得很明白，东北问题不是靠中国自己能解决的。张学良当时要回东北唯一可以指望的，只有苏联。因此，发动西安事变不是张学良单纯地想要逼蒋抗日的问题，最直接刺激他的原因是红军要走，他必须要把中共中央和红军留下来。因为张学良抗日必须要联苏，而联苏他除了找中共，别无他途。如果红军走了，回不来，或者蒋介石把共产党消灭了，他也就没有联苏的希望了。另外，张学良这些人真的会天真到以为只要把蒋扣押起来，用枪指着蒋介石的脑袋，蒋介天就会答应他的条件吗？不可能的。张学良扣押蒋实际上就已经做好了和蒋彻底翻脸的准备了。他事变当天在给中共中央的第一封电报里第一句话讲的就是：“蒋介石反革命面目已毕现。”以后他在给毛泽东去电要求知道苏联政府的态度时，问的也是苏联对他的“一二一二革命”（“一二一二革命”即“西安事变”。—编者注）有何意见。由此可知，张学良发动事变时其实就表明了准备站到中共和苏联一边，参加“革命”了。这已经超出打回东北老家去的目标了。
当时中共中央只好决定重新再来一次长征，突破包围圈后想办法进山西、河南、陕西，经过一年左右再转回来。张学良跟中共中央已经密谋合作了很长时间，想要通过中共联合苏联。如果中共走了，张学良的这个计划也就彻底泡汤了。
中共对和平解决没争议
时代周报：张、杨发动西安事变之前，确实没有通知中共吗？说中共中央没有参与策划，这方面资料充分吗？
杨奎松：当然没参与，资料很充分。从当年留下来的电报资料看，张学良事先是试图通知中共的，但是他不敢通过电报通知中共，他曾经在事变前几天打电报给中共中央，急召中共中央负责和他联络的代表叶剑英马上到西安来。中共中央只看到12月7日张让叶剑英赶快过去，说是有重要事情相商，但并不知道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所以就没有让叶剑英马上去，而是让他等了几天，等因病准备去苏联的王稼祥一起动身。结果，12日就事变发动了，叶剑英动身时已经晚了。
时代周报：西安事变发生后，在是否和平解决上，中共中央内部最初是有争议的，是不是？
杨奎松：我一直讲，这个说法不太准确。和平解决是中共从一开始就主张的，它并不希望因为西安事变造成全国内战。在这一点上中共中央内部没有什么争议。有争议的是，用什么方法来实现和平解决？因为中共领导人有人想趁机把蒋除掉，张闻天等人对此有保留。
时代周报：问题是，把蒋除掉后，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吗？
杨奎松：对，这恰恰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当初中共中央领导人都认为，蒋介石是不可能同意和红军达成妥协的。既然把蒋捉起来，当然就要把他除掉，至少也要搞个公审什么的，把蒋从南京政府中排除掉。当时有人就认为，这样南京军队就会群龙无首，全国反蒋派一响应，事情就和平解决了。实际上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张学良、杨虎城，他们当时对蒋介石在国内民众心目中的威信和蒋作为中国中央政府最高权力形象的作用的估计，都大大脱离了实际。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西安事变会引起全国各界那样强烈的反感。
蒋介石的承诺没全部兑现
时代周报：后来决定放蒋，那个时候有没有担心蒋可能不会遵守诺言？
杨奎松：当然有担心。这就是为什么在12月25日决定放蒋的时候，中共中央专门有一个电报，要求无论如何要蒋留个字据。
时代周报：张学良确实是没有通过中共，就在蒋没立字据的情况下，把蒋放走了？
杨奎松：当然。蒋就这样走了，中共和杨虎城等其实都比较紧张，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接二连三地出来公布所谓蒋的六项承诺，《毛选》里专门有一篇文章就讲蒋介石承诺这个问题。但蒋是非常要面子的一个人，何况他又是全国的最高领袖，无论他的性格还是他当时的地位和身份，他都不会公开签字承认自己在被扣押期间承诺了什么样的条件。何况蒋介石根本就没有和中共及张、杨进行过什么谈判，都是两宋（此处指宋子文、宋美龄。—编者注）出的面，他也无须承认自己在枪口下答应了什么，即使答应了，如此胁迫情况下的承诺也可以推翻的。
时代周报：但是，放出来之后，蒋也遵守了承诺。
杨奎松：以蒋介石的性格，以及当时他身边人的影响看，蒋本来也会按照承诺的办法去做的。你可以说蒋很笨，但这恰恰就是蒋介石为人处事有时候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特点，或者叫弱点。当然，蒋并不是所有条件都严格遵守了。像改组政府就没做。有些东西他当时那种情况下其实是做不成的，他也不能做。而且你把这个条件一公布，他就更受牵制了，有的事情即使能做反而也不能做了。这个道理很简单。
当时中共中央只好决定重新再来一次长征，突破包围圈后想办法进山西、河南、陕西，经过一年左右再转回来。张学良跟中共中央已经密谋合作了很长时间，想要通过中共联合苏联。如果中共走了，张学良的这个计划也就彻底泡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