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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是如何从军事领袖变成政治领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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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战争(护法战争)期间,因吴佩孚在衡阳擅自停兵主和,并以“学生”的名义与段祺瑞公开辩论,直皖两派矛盾随之公开化。再往后,因上海的南北和会吵吵嚷嚷,无果而终,为此,直皖矛盾也在逐步升级。

山东问题的发生,皖系遭到责任追究,这无疑为直系提供了一个乱中崛起的时机。这是一个群雄争霸的年代,一个派系能否脱颖而出,占据政治与舆论的制高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袖人物的目光与胆识。

冯国璋系统的直系,其实体主要由三者构成: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因三地均处长江沿线,故称“长江三督”。

1918年10月,冯国璋卸下代总统之职,告老还乡,李纯成为长江三督之首。

白坚武时在李纯帐下做门客,5月25日,白坚武在上海徐家汇顺直同乡会馆发表演说,称山东问题“非仅青岛去留,实为国家存亡问题”。

呼吁抵制日货,最后,豪气十足地宣称:“吾直军人居全国军人过半以上……中国若亡国,除非直隶人尽死之……”白氏此言,等于把直系摆到了救国图存的核心地位。不久,上海的三罢发生之后,白坚武立即“电告李督,并修函劝其应时而起”。

白坚武作为李纯的门客,其对直系所说的那些豪言壮语,很大程度上就是寄希望于李纯,指望李纯站出来,率领直系“应时而起”。不幸,白坚武投错了门户,选错了主公,李纯不过是一平庸之辈,并无应时而起的才识与胆略。6月8日,白坚武由上海赶回南京,与李纯“晤谈两时,殊失望”。其后,李纯府上又发生一件令白坚武更为失望的事,7月4日,“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许德珩、左学舜来宁,拟进谒督军”。但结果是,李纯“告以有病,约不能见”。将全国学联代表的主动联络拒之门外。

吴佩孚

自此,长江三督在政治上趋于没落。

就直系而论,冯国璋系统之外,便是曹锟系统。徐树铮对曹锟颇为轻视,曾私下议论曹:“人尚憨厚,惟头脑无识。”不过,那位见多识广、与多国领袖人物打过交道的顾维钧,则这样评价曹锟:“恢弘大度,襟怀开朗”,“我对曹锟作为一个领袖给予很高的评价”。曹锟到底是头脑无识,还是恢弘大度,这里不作深究,总之,曹氏帐下偏偏有这样一位将领:资历不深不浅,职位不高不低,但却骜不驯,敢作敢为,且具有强烈的领袖欲,此人即陆军第三师师长、前清秀才吴佩孚。6月9日,吴佩孚于同日发出两份电报。

吴电之一,致电总统徐世昌。徐世昌曾于5月25日下达一道强硬命令,要求对不服劝阻、继续游行演说的青年学生,“应即依法逮办,以遏乱萌”。随后,各地依据此项命令,对学生运动实施压制。针对这道命令,吴佩孚致电徐世昌表示:“此次外交失败,学生开会力争,全国一致,不约而同。民心民气,概同想见。我政府当轴诸公,对于我大总统五月二十五日命令,不注重剀切晓谕,而趋重逮捕,窃恐操之过急。”此言等于公开指名批评徐世昌的这道命令。一个师长批评总统,此种“犯上”之举,在那个年代的现役军人中并不多见。与康有为相同,吴佩孚也是把五四学运与古人联系起来,表示:“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学生乎。古之以学生言时事者,汉则有刘陶,宋则有陈东,载在史册,后世传为美谈。”这里,汉之刘陶,宋之陈东,成为五四学运合法合理的历史依据。言必称典,是中国士大夫传统的论政方式之一,也反映了吴佩孚在思想意识上的积习。

接下来,吴佩孚为五四学运大唱赞歌,电称:“当此外交失败之秋,顾忌者慑于威而不敢言,偏私者阿其好而不肯言,铜驼荆棘,坐视沦胥,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吴氏本人也是秀才出身,早年曾遭豪强压迫,因此对于弱势群体的青年学生“以草击钟”之举,多多少少怀有本能的同情。

最后,吴佩孚告诫:“如必以直言者为罪,讲演者被逮捕,则是扬汤止沸,势必全国骚然……大狱之兴,定招大乱,其祸当不止于罢学、罢市已也。师长等素性憨直,罔知忌讳,忧之深有不觉言之切者。仰恳大总统以国本为念,以民心为怀,一面释放学生,以培养士气;一面促开国民大会,宣示外交得失缘由;共维时艰,俾全国一致力争,收回青岛”。

通观吴电,的确体现了其人“罔知忌讳”的一面。

吴电之二,致电总理钱能训。

吴佩孚认为,在当前情况下,日本可能对华施以威胁,“万恳我总理坚决镇定,勿受其欺。盖以我国陆军虽不尽精良,然分别简选,对日尚能敷用。即以驻湘双方军队论之,官兵屡经战事,实验颇深,以之敌日,纵不敢云券操必胜,亦绝不至如甲午、庚子之失败,此差堪自信者”。此言等于倡议,停止南北内战,将双方军队一致用于对日卫国之战。仅就舆论效果而言,此类倡议无疑是颇为迎合民心的。

关于对德和约,吴氏认为,日本也存在许多内外矛盾,因此政府应电令中国代表,“趁日本内外不能兼顾之时机,对于山东问题据理力争,以达交还目的。倘中日交涉至万不得已而诉诸武力,两相比较,胜败未知谁属也。师长忝列戎行,对于国家有捍卫之责,届时敢请联合湘、桂、粤、滇、黔各军,力加整顿,备效前驱。”

对德和约签字与否,说到底,就是敢不敢与日本抗衡。对此,段祺端在 5 月 24 日的敬电中表示:“以英日现在之国力,我欲一笔抹煞得乎?”5月 25 日,倪嗣冲通电支持签字,电称:“自青岛问题发生,嗣冲以邦交重要,尝与僚属切实研究。窃以国力诚强,则直接交还未始不可办到,惟回顾我国,本以积弱相沿……对外之力既属薄弱异常,而坛坫折冲,亦恐非空言所能挽救。”段、倪两电,等于在日本面前自己认输。此种言论究其根源,无不出自甲午、庚子之败。《公言报》就在其社评中提出这个问题,认为:“甲午一役,李文忠初主和议……然而清议一流力持战局,遂至赔款割地……然而主战者仍享高名,而李文忠反被汉奸之目。”等等。

的确,甲午、庚子之败,是每一个中国人挥之不去的心结,但是,其中的经验教训究应如何记取,认识并不统一。总之,与段、倪以及《公言报》相反,吴佩孚偏偏声称“绝不至如甲午、庚子之失败”,“胜败未知谁属”,等等。吴氏之言是否“清议一流”,姑且不论,但肯定可以博取“高名”。

吴佩孚于6月9日发出的两个电报,一份致总统,一份致总理,以一个师长的身份,与总统、总理讨论时政,指点国策,仅此做派,至少是自视甚高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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