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作俑者曾静，虽经受了枷锁、杀威棒和惊堂木的恐吓，但没有受到雍正的严厉惩处，还得到了一个官位、千两白银。这是否出于雍正的宽仁，还是另有深意，需读者深入沉思与体会。这一场由曾静发起的悖乱活动，引发了最高统治者和地方大员的不安和恐惧，也牵连甚广地锁拏了不少无辜人。
曾静辞令的乱源，肇始于死者吕留良，吕氏也对新朝确有不恭，这无疑会产生一起著名的文字狱。雍正下令将吕氏戮尸枭众，对吕家亲人、族人及妻妾家人等，或进行了一律当斩的判处，或发配边疆与官军为奴。残酷，无情，无助，惨厉，慑服了许多士子的心神，也激发后人编撰出吕氏幼女吕四娘长大学武后，斩去情人雍正头颅的传说。
传说归传说，雍正在处理文字狱、政敌上，有着说不尽的惨酷与冷血。他将同父亲弟老八、老九取名为“阿奇那”（猪）、“塞思黑”（狗）。
雍正四年，皇帝胤禛在解决大奖年羹尧、权臣隆科多后，感到大局已定，该对曾与自己争储的胤禩一伙开刀了。是年正月初五日，新皇便召集亲王、被，贝勒、贝子、公及满汉文武大臣传谕，宣称：“廉亲王允禩狂悖已极。朕若再为隐忍，有实不可以仰对圣祖仁皇帝在天之灵者。”然后历数其种种恶行，对自己嗣位后对他宽容忍让、委以重任，仍心怀不满、怨尤诽谤，做出种种侵害皇权之举。最后宣布：“允禩既自绝于天、自绝于祖宗、自绝于朕，宗姓内岂容此不忠不孝、大奸大恶之人？”于是，命将其黄带子革去，开除宗室籍，削去其所属住领，随即又革除王爵、囚禁于高墙之内，并将其名字改为“阿其那”，和“塞尔黑”。
雍正对兄弟们对实行了惨无人道的圈禁，把曾经的战友隆科多、年羹尧先后送上黄泉路……即便对死心塌地效忠的岳钟琪，也实现了凶狠的屠杀。岳氏的死是悲哀的，他没有听取曾静进言去反叛异族政权，也没有效学前任年羹尧拥兵自重，却死于愚忠与兵败上。他的悲哀，也是雍正的悲哀，吕留良与曾静案，虽然得到了一个出奇、成功的解决，也擢升了亲信大臣鄂尔泰、李卫等的官爵，却未能因刊行《大义觉迷录》，而杜绝篡位夺嫡、弑父诛亲的谣言纷纷，更没能防止天下人窥视宫廷争斗的好奇心理和悠悠之口。
雍正选择公布案情，试图抚慰天下士子猜忌皇权合法性的不信任，让曾静的惑乱、认识、反省与歌颂，攻破思想激进分子们精心编撰的谣言风闻。这样的做法，是他想趋同儒家思想，镇压政敌们兴风作浪、蛊惑民心的不良和异端，弥合反映在地域、族群上华夷之别。他借用儒家传统的天命观、文化建构论，证实清廷定鼎中国的正当性、自己登临宝座的合法性，同时破除曾静一类小知识分子固守的“华夷之防”。
这是一个融合族群文化、消弭满汉对立的清醒君王的初衷，但他的决策，却被接班人乾隆的背反常理，来了一次彻底的更改。乾隆上台不久，便严谕诛杀曾静等，上演灭门劫难，并全国禁毁《大义觉迷录》。这本超级畅销书，一下子成了民间秘藏的珍品罕物。
乾隆如此做，是想补救皇家杀戮与朝廷争斗大白于天下的背后悲剧，却在世人皆知与风传的情势下，无可奈何地进行亡羊补牢的堵截。百余年后，留日的革命党人在东瀛发现此书存卷，马上想起了如何截取吕留良、曾静的反满言论，发挥延伸，拿来作为一种攻讦满清政权的历史依据。
为什么雍正兴师动众地缉拿吕留良与曾静案的主犯和随从，也拘禁了很多无辜者？但在案情揭晓时，不但没有深究曾静的罪尤，而是声称其受皇权争夺者的蛊惑，为之开脱？为什么乾隆登基之初，违背父意，对曾静们执行一次血腥的屠杀？前者编纂出《大义觉迷录》全国发行，而后者急速勒令禁止销毁？知晓文人心需文人来说服道理的君王们，不但将写出“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徐骏斩首，还对为雍正出力攻击吕留良学说的方苞进行革职，是要给文人欢欣、温柔和慰藉，还是让士子有不尽的惶恐、感伤与苍凉……不得而知。这是历史的吊诡，也是专制下文化发展的奇特与怪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