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本大作：只要打倒张作霖一人，奉天派就会四散
“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关东军干的，但他们竟厚着脸皮硬是不承认。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少将约见张作霖的日文秘书陶尚铭，虚伪地说道：“据关东军所得情报，炸车确系出自南方间谍之手，实为张作霖将军不幸。”日本政府对此一直讳莫如深。直到20年后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后，在东京审判时，始由日本前陆军省兵工局长、事件的参与者东宫隆吉少将（当时是上尉）揭露供述，才知道这是前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等人所犯下的罪行。
东宫隆吉供述，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是设计暗杀张作霖的直接凶手之一。炸车时，东宫隆吉上尉担任沈阳独立守备大队中队长，驻守皇姑屯的三洞桥附近。他接受河本的指示，负责炸车的技术工作。爆炸时的按钮就是他按的。因此，他洞悉整个事件的内幕。后来，河本又口述了他策划阴谋刺杀张作霖的更多内幕情况，由历史学者笔之于书，才使事件的全貌大白于天下。河本的《我杀死了张作霖》，就是他的自供状。
河本大作自述，他在关东军任高级参谋时，曾以随员的身份，参加了日本东京的东方会议，在会上，讨论了日本对满蒙的政策，他力主对于奉天军阀已非外交抗议所能收效。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强调用武力来解决。田中首相也同意这个主张。于是，大体上决定了以武力解决的方针。
河本大作狂妄地说：“我认为，只要打倒张作霖一个人，所谓奉天派的诸将，便会四散。”“干掉头子。除此之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第二条路。只要干掉张作霖就行。”
他的言论得到少壮军人的拥护。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有田中首相“放手而为”的指示，遂裁定照河本主张行事。于是，暗杀张作霖的计划就开始实行了。
河本当即派竹下义晴和田中两参谋，赴京侦察张作霖的行期。他们二人借同北京武官处联络的名义，从事调查张作霖之列车编组及行车时刻。很快，竹下就拍来了密电，说张作霖已经决定出关，并报告了火车的预定行程。因此，河本便派出关东军特务机关的石野芳男大尉到山海关，武田丈夫、神田泰之助到新民屯等京奉铁路要地，命令他们切实监视火车到达和启动的具体时间、地点，并及时报告他。
关于暗杀地点问题，他们对照地图，一再研究。开始认为巨流河上的大铁桥很合适。于是派某工兵队中队长去侦察，结果发现奉军戒备森严，无隙可乘。而且，安装炸药最少也得一个星期，时间也不够。这个地点只得放弃。后经多方研究，得出满铁线和京奉线的交叉点最为安全的结论，因为满铁线在上面，京奉线在下面。日本人在那里活动，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同时，根据非法的南满铁路条约，中国军警是不能靠近南满铁路的。这就为他们布置埋设重磅炸药，提供了便利条件。
关于暗杀方法问题，他们也精心策划。无非是两种方法，一种是用炮弹袭击火车，一种是用炸药炸毁火车。如果用第一种方法，马上就会知道是日本人干的。如果用第二种方法，也许能不留痕迹地达到目的。因而他们选择了第二种方法。
此外，为了预防爆炸失败，他们又策划了第二道计划，即令火车出轨翻车计划。他们计划乘混乱之机，使刺刀队冲上去刺杀。特派荒木五郎率领一支队伍，充当刺刀队。
关于现场布置及爆炸执行问题，他们选中了驻守当地的日本守备队中队长东宫隆吉上尉。并自朝鲜新义州调遣工兵一组，携带电气发火之500磅高爆炸药两箱，配属其作业。特派关东军神田、富田两大尉负责勘定地点;派工兵队长管野装置电流炸药;派东宫隆吉专门负责控制电流。日本关东军派自朝鲜调遣来的工兵，在铁路交叉点上，工作6个小时，将120公斤黄色炸药，分装在30个麻袋内，装置在铁路交叉点桥墩上面的两处地方。为了保证爆炸成功，他们设置了两道爆炸装置。同时，在桥墩500米外的了望台上设有电线按钮，以控制触发爆炸。
为了掩盖其罪行，河本又阴谋设计了嫁祸于南方国民革命军的计划。
从揭发出来的历史事实看，河本大作只是谋杀张作霖的直接凶手之一，而真正的元凶，则是关东军的整个高层，乃至日本政界的高层。他们炸死张作霖，企图借此占领整个东北。但是，他们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因为东北的元老和张作霖的继承人张学良临危不乱，处置有方，东北才平稳地渡过了这个难关。
张作霖的儿子们
张作霖的三子张学曾，与张学思一母所生，少年时候顽皮捣蛋，据说是帅府中唯一敢当面向张作霖提要求的人。张学曾成年后，曾在北戴河交了一个外国女朋友。这事被许夫人知道后，大为光火：“混账东西！一个堂堂中国人娶个外国女人，成何体统？”许夫人命张学曾跪在地上，拿起鞭子就抽，还把他绑起来，交给时任天津市市长的张学铭处理。张学铭不知如何是好，又交给张学良处理。张学良对这事哭笑不得，只能对老太太好言相劝。后来，张学曾先后赴日本、英国留学，后又定居美国，在联合国工作。他共有二子一女，均在美国。
张学森是张作霖的第五个儿子，从小喜欢舞枪弄棒。为此，张作霖特意找了有名的拳师教授其武术。八九岁时，张学森见父亲及家人每从仪门走过，卫兵总是立正敬礼。他觉得好玩，就在仪门那儿来回跑，弄得卫兵手忙脚乱地不断敬礼。一日，小学森故意将卫兵的枪碰倒了，枪刺把他的脚面划破点儿皮，出了血。小学森耍赖骂卫兵。张作霖问明情况后，气得脱下鞋，将小学森摁倒在仪门前，当着卫兵的面，狠狠地用鞋底抽了一顿，并当场让他给卫兵道歉。就因为此事，后来有人也称帅府的仪门为“教子门”。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森离开沈阳寓居天津，后又留学美国学习航空，学成后在台湾工作。张学森是兄弟中与张学良关系最密切的。其女儿张闾蘅被张学森委派，长期在张学良身边，照顾张学良。改革开放后，张闾蘅即回大陆参观、访问，是早期张学良了解大陆、与大陆部属亲属沟通的唯一渠道。 1986年秋，张闾蘅曾回到张作霖的墓地驿马坊扫墓。这是张氏家族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一个前来祭扫的后代。在驿马坊，张闾蘅声泪俱下，说：“谢谢政府对张家祖坟的保护。”
1990年亚运会期间，张学森受邀第一次回到了祖国大陆。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亲自接见了他们一家。这次行程中，张学森还专程到天津探望亲友。 80多岁的张怀英病在床上，拉着弟弟的手泣不成声：“以为今生今世，咱们再也不得见了。”张怀卿见到张学森时，更是激动万分，说：“我想念大哥，盼着多活几年，盼兄妹见面的那一天。”张学森将两位姐姐的生活录了像，带回去给张学良看。张学良看了，也激动不已。
1992年，张学森夫妇带着两个女儿回到阔别61年的家乡沈阳，并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帅府，张学森还跟女儿讲起“教子门”的故事。晚上回到宾馆后，却忍不住落了泪。原来，他们到达的那天恰好是9月18日。一甲子的轮回，让已经72岁的张学森忍不住老泪纵横。张学森说：“我很早就想回来看看。已经离开家乡整整61年了。”随后又说：“相信我大哥不久会回来，那时我再陪他去看（驿马坊）墓园。”
这次参观，张学森对所有场景都拍了照，他说，他要多拍些照片给大哥看。
1995年9月初，张学森来北京参加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大会。在京期间，曾和于魁智一起切磋唱腔。临分手时，他和于魁智商定：“明年6月1日，大爷（张学良）96岁大寿。他最喜欢听你唱了，请你们到夏威夷来，咱们好好热闹一回！”不料三天后，他竟因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不幸在北京去世。
张学森的女儿、长期陪伴在张学良身边的张闾蘅觉得一定要完成父亲的这个心愿。1996年，当她把这个想法告诉阎宝航的女儿阎明光时，阎明光正准备去夏威夷给张学良祝寿，也恰好有这想法，便请了于魁智同去美国。
六子张学浚1922年出生，肄业于北京辅仁大学，曾在国民党军统部门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迁往台湾。七子张学英新中国成立前去台湾，具体情况不详。
张学铨是张作霖最小的儿子，出生前，正是郭松龄反奉、大军逼近沈阳城之际。当时张作霖已经准备火烧大帅府，举家逃往大连。张学铨出生时，正好是郭军被消灭，张作霖一高兴，便给张学铨取小名叫太平郎。
如今张家的第二代大多都已作古，八男六女中只有张学敏还活着。但张家的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却已遍布世界各地，他们虽然已没有了老辈人的耀眼光环，但生活得都很安逸，相信张作霖、张学良若地下有知，一定也会感到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