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对朱高炽的不待见和接连打击，使得父子之间的感情逐渐生疏，发展畸形。父子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和沟通，骨肉至亲形同陌路，而两人之间的感情与罅隙则要靠别人来维系与弥缝。某日，朱棣突然想见朱高炽，便命人去宣召他。杨士奇请求派户部尚书夏元吉去，因为夏元吉性格忠厚，同时也是太子的支持者。他怕朱棣派别人为使，会引起朱高炽的恐惧，很有可能在惊惶之际不辨真假，产生轻生的念头。果然，朱高炽在听到朱棣派人来召他时，非常害怕，几欲自裁。待得知使者是夏元吉后，心情大为放松，说道：“元吉来，必能为我调护，当且见之。”
朱高炽即位之后，所有的新政举措中，对父亲朱棣的既定政策最大的叛逆，是他的回迁南京之举。有人曾对此做出解释，认为朱棣迁都北京，给江南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江南人民因此而增加了不小的负担。而且还认为，朱高炽自永乐二年（1404年）成为皇太子至永乐十八年（1420年）被召回北京，朱高炽一直生活在南京，已经习惯了南京的生活。因而于公于私，朱高炽都应该迁回南京。
个人以为，朱棣迁都北京，确实是给江南地区人民带来了不小的压力，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只要措施得当，并不会给江南带来太大损失，更不会使江南地区发展受阻。明朝自定都北京后，江南经济依旧繁荣，中后期甚至还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至于朱高炽的生活习惯，在永乐二年以前的26年中，朱高炽的绝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北京。永乐十八年，他被召回，直到他登基称帝，朱高炽又在北京生活了大约五年的时间。而依照常理，五年时间足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因而，朱高炽返迁南京之举，虽有为国计民生着想的成分，却更多的包含了否定父亲、怨憎父亲的情感。
朱高炽有一个特点，据《明史》记载，他自幼就“端重沉静”。也就是说，朱高炽从小就是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即便对父亲心怀不满，他也不会轻易在人前表露的。而十分凑巧的是，朱棣后期的国政颇多可供指摘之处，这正好给了朱高炽绝佳的借仁爱新政之名行发泄不满之实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