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认为，“空印案”说冤也不冤。
户部对地方政府报表的审核，是当时朝廷（朱皇帝）规定的制度。执行制度“没有任何借口”，必须无条件执行。制度执行中有困难、有弊端，也必须经过严格的程序，审批认定后方可“变通”，决不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否则即是违规，违规则必受惩罚。朱皇帝大概从历代兴衰中，吸取了主弱臣强、皇帝当傀儡、朝纲紊乱等等亡国教训，对于“空印案”中的官员，无视朝纲，不请示、不抵制，因而异常愤怒，处理起来自然不会手软。
从财务管理学角度来看，这“空印”确不可小视。因为，户部是中央政府的财政主管机关，地方政府每年必须向户部缴纳钱粮税款，户部再根据各地方政府的实际需要，下拨钱粮税款，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收支两条线”。这样一来，户部、各地方政府则分别充当了中央政府的会计（管账）、出纳（用钱）的角色。试想，如果户部、地方政府的某些官员若相互勾结，亦即会计、出纳相互勾结，行贪污冒领之事，则易如反掌，“空印”无疑给了他们一个可乘之机。且报表审核过关，中央、地方政府二者账务相符，谁能轻易发现破绽？因此朱元璋的推论无疑是站得住脚的！
从史料中我们不难看出，朱元璋在立国后，对各级官员始终保持了高度的警惕，与“不听话”的官员展开了“殊死搏斗”。“空印案”运行期间，虽然没有发生贪污冒领之事，但并不能保证永远不会发生或不发生类似案件。朱元璋实是把这个财务漏洞、处于萌芽状态的风险消除了！但官员贪污花样翻新、铤而走险，“空印案”后随即爆发了更大的户部侍郎郭恒贪污案，史称“郭恒案”，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空印案”发生于明朝初期，朱元璋以铁腕严肃财经纪律、整顿吏治，以维护他打拼下来的朱家天下，滥杀也就不足为奇。只是他不该不问青红皂白、枉杀那么多官员，完全可以采用宽严相济的手段。
总之，“空印案”中，官员被滥杀是冤屈的，而朱元璋推论“空印”带来的后果却是清醒的。 “空印案”于现代国家的各部门、各单位，尚有很多的借鉴之处。一是各单位与其开户银行的账务核对，与户部对地方政府报表的审核，方式、目的是相似的，账务容不得半点差错。事实证明，如果账务核对不严谨或流于形式，则会出现大量的银行“内鬼”或企业“内鬼”或银企里应外合的“内鬼”。
二是商业银行员工对有价单证、印章保管不严，对作案人乘机开立虚假存单等有价单证对外实施诈骗，不抵制、不报告，主管部门检查、监督乏力，几乎就是“空印案”的翻版。银行频发的大案要案，基本都是这两种疏漏酿成的后果，既造成了银企巨大的经济损失，更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此，亡羊补牢，犹未为晚，银企也必须借鉴朱元璋铁腕整治“空印案”那样，严格整治内控管理制度，严肃处理涉案责任人员。
不过，此为其一，还有一种可能存在的原因。明太祖出身贫寒，起于卑贱。在其在位期间，明太祖自始至终是很不信任官员的，对待官员也是非常严苛的。尤其憎恨贪官污吏与欺上瞒下，所以，朱元璋是最为气氛有人欺骗他的。本来空印案，可大可小，在中枢和朝野上下都不以为罪的情况下，朱元璋任然坚持严肃处理，恐怕也是皇帝猜疑性格的一次滥用。他认为这些官吏背着上司、背着皇帝径直用空白盖印文书对付户部的核查是对皇帝欺罔的行为，这恐怕才是空印案的主要原因。后来郑士利的上书更是激怒了他，所以“竟杀空印者”，所以哪怕是他曾经最为欣赏的好官方克勤也受诬入狱，也没有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