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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溥仪盗卖国宝:七八十箱书画如何运往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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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溥仪盗卖国宝:七八十箱书画如何运往天津

关于事情的经过,我们还是听听当事人溥佳对此的回忆:“这批古玩运往天津时,又费了一番周折。这些书籍、字画,共装了七八十口大木箱,体积既大、数目又多。在出入火车站时,不但要上税,最害怕的是还要接受检查。恰巧当时的全国税务督办孙宝琦是载抡(庆亲王载振胞弟)的岳父。我找了载抡,说是醇亲王府和我们家的东西本要运往天津,请他转托孙宝琦办一张免验、免税的护照。果然很顺利地把护照办妥,就由我把这批古物护送到了天津,全部存在戈登号路一六六号楼内。有了这批稀世之珍来做溥仪将来生活和留学的雄厚资本,所以认为去天津居住最为相宜,可以说是有恃而无恐。”

日本公使馆的三个月中,溥仪得到了日本主人的殷勤照料,他的“野心和仇恨…… 日夜滋长着。我想到这样待下去是不行的,我应该为我的未来进行准备了”。1925 年2 月23 日,溥仪在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池部等人的陪同下,悄悄地从北京前门车站上了一辆三等兵车;溥仪把平素绝不轻易摘下的眼镜摘了下来,把他那顶帽子深深地往下戴了又戴。这节车厢每到一站都要上来几个穿青色衣服的日本便衣警察,到天津时,一车厢几乎全是穿青色衣服的人;出站时,溥仪被他们包围着裹了出去。就这样,溥仪在日本人的特殊保护下来到了天津。

正如溥仪曾对他的亲信随侍李国雄所说:“那天经化装后乘马车离开公使馆,郑孝胥、罗振玉以及随侍祁继忠、赵荫茂扈从,到前门老火车站以后,为缩小目标,几人暗中相随,明面上各走各的。不知怎么,登车时还上错了车厢,跑到兵车上,因内心害怕不敢再动。车过丰台,他才由暗中保护者引导进入预定车厢。车到廊坊,从站台跳上两三名身穿青色衣服的人,就坐在他附近。再向前走,每到一站都会跳上几名穿青色衣服的人,互相之间都板着面孔,谁也不说话,摆出严阵以待的样子。等到了天津老龙头车站,车厢里百分之七十都是穿青色衣服的人了。下车时,这些人都尽心尽力护卫他,对旁边的旅客却连踢带打,一点儿都不客气。出站口当时人太多,只见穿青色衣服的人蜂拥而上,把他裹在中间护送出站,若有敢挡者都要遭受拳脚之苦。出站之后早有汽车迎候,他便一溜烟地进了日租界大和旅馆,第二天移住张园。

揭秘溥仪盗卖国宝:七八十箱书画如何运往天津

溥仪心里很明白:那些穿青色衣服的人,都是日本秘密警察,他的这次出行,完全由北京和天津的日本人策划、安排,为了尚未到来的某种历史契机,日本的政策制定者早已决定喂养溥仪这只笼中之鸟了。

溥仪秘密潜往天津后,开始了他长达七年的“寓公”生活。

刚安顿下,便急忙将存放的珍宝秘密转移过来

溥仪为了讲究逊帝的排场,购置了大量高档消费品。首先,他买进了三辆高级轿车,一辆是淡青色的轿车,专供出游兜风使用;一辆是蓝色的大轿车,专供冬、春两季使用;一辆是黄色的轿车,专供夏季出访迎宾使用。其次,“像钢琴、钟表、收音机、西装、皮鞋、眼镜,买了又买,不厌其多”。

溥仪在天津过着似乎是十分悠闲的“寓公”生活,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溥仪的心中始终被两大心愿缭绕着。其一为政治心愿。岁月的推移不但没能泯灭溥仪“敬天法祖”、“恢复祖业”的幻想,他的复辟之心反而与日俱增,变得更为迫切,行动上表现得更为积极,他加速了与国内封建复辟势力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勾结。

其二也可称之为经济心愿。溥仪魂牵梦绕的还是他从北京故宫中盗运出的那批国宝的安危。溥仪在张园刚刚安顿下,便急忙将存放在戈登路的那些字画珍宝秘密地转移过来。其中包括历代的书画手卷30箱近1300件,册页2 箱70件,挂轴1箱21件。装这些宝物的箱子是统一尺寸、样式,箱长1米、宽40厘米、高50厘米,均为松木制成的中间立柱开两扇门的普通木箱。而那500多函的宋元善本书也分别装入35个箱长70厘米、箱高70 厘米、箱宽40厘米的长方形松木箱内。还有装古玩珍宝的大金库2个以及装300 余件皮张的大躺箱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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